关于历史年鉴学派的思考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终于到了，大部头，摸起来颇为厚重，想见作者之呕心沥血。在历史的叙述上，布罗代尔雄辩而热情，谦虚而有时又充满野心。略一翻开，书里几乎囊括交融了有关那个时代的地中海的一切：金融学，地理学，植物学，民俗学……与现在所推崇的在自己的小领域深耕细作相比，布罗代尔的书完美地展现了历史学家的另一种可能。本书的序言写得尤其切中要理，当说起外交史或是政治史的时候，带着一种轻微的讥讽，他说：“（外交史）决不允许自己观察外交档案之外的，真实的、丰富的和充满生机的生活。” 读到这一段时，我心里是有相当一部分羞愧的。过去读史的时候，我几乎是带着一种天真的骄傲（或许更是初学者的愚蠢）而对那些历史中最细小的，却常常最重要的部分视而不见。在政治家、军事家，或是宗教领袖们宏伟的政策版图下，那些农民的儿女、田间种植土豆和红薯的佃户、买卖香料的商贩，那些盘踞于险要的山川湖泊，又是如何交融于时代，同时又绝对的影响了时代的呢？仔细一想，似乎比起交响乐的智慧棍，或是传统史学所鼓吹的重要核心，外交和政策更像是高楼的外漆和涂料，寒冷汪洋表面漂浮的坚冰，在它们的底下，是否存在着更重要的事物呢？
兴起于上个世纪的年鉴学派认为，历史研究，应当是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即是：“整体的历史”。他们著作的开篇，常常始于最细致精妙的社会、地理、民俗考察。正如布罗代尔在《15— 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所描绘的商贩的生活、咖啡馆的日常一样，那些常被政治史研究者忽视的、或是无力去囊括的，恰是年鉴派的研究开端。对布罗代尔来说，那些伟大的历史事件，更像是湖泊在涌动的川流中，聚集在一起所溅起的浮光掠影。
对于这一点，我深受感触。前段时间，似乎是灵光一现，我前所未有地将专注力从政治史和宗教理论抬起头，留意到了经济史，特别是以小单元组成的区域经济史。惭愧地讲，对我来说，这是个几乎从未踏足的领域。在《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中，作者聚焦于长江三角洲（正如布罗代尔聚焦于地中海），同样细节地描绘了江南地区的经济作物、商业习惯，和民俗风情。从政治史、军事史，或是外交史中脱身出的历史，似乎更真实地还原了历史学的本意。当然，政策和风俗习惯、生活细节常常是双向影响的。过去我曾认为，前者对后者的决定性更深，但是现在，这两者的真正关系有待重新考究。
历史学一直是一个迷人而危险的学科，它的扭曲和利用会极为深远的影响那些在社会中最脆弱的组成部分。我记得帕特里克·格里在《民族的神话》一书中说了一段有意思的话，虽然此书我并不甚喜欢，但这话却是中肯的： "研究中世纪早期史的历史学家们本来并不习惯置身于政治争论的中心，但他们现在发现，他们所研究的历史时段突然成了一场关于过去的争论的关键，他们的言辞可能被用来对现在和未来宣称主权…投射于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些假设一旦被接受，政治领袖们就能够从这段历史中引申出适用于他们政治计划的政策含义。"
比起格里的忧心忡忡，阿克顿和布罗代尔却热情澎湃（警示意味较小地）谈起历史学的未来。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的序言结尾说道：“如果没有雄心勃勃的、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和巨大的权力的历史学，难道在1946年会有现代的人文主义吗？埃德蒙·法拉尔在1942年写道：‘对伟大历史的恐惧扼杀了伟大的历史学。’但愿这种伟大的历史学复活！” 我时常叹息自己的年轻，在学术上缺乏专业性，而内心里的情绪却又被这些充满激情的历史学家的文字感染了，恨不得立刻投身在或许并不激情澎湃而确为冷板凳的历史学漩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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